隋唐服饰礼仪

隋唐服饰礼仪【精】

　　隋唐服饰礼仪

　　汉族的服饰风俗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胡汉融合、南北交流和时代变迁，到了隋唐时期，在服装方面，形成了着圆领袍、裹幞头、穿长靿靴的一般形式。腰带的形式，也由带钩改为带扣;女服的基本构成是上衫下裙，女饰则可用浓妆艳抹概之，反映了多姿丰腴的审美观。《隋书·礼仪志》载曰：“袴褶近代服以从戎，今纂严则文武百官咸服之，车驾亲戎则缚袴不舒散也”。“近代服”三字，它道出了服饰的时代性的特点，“近代服”取代古代服是不可抗拒的规律。考察隋唐时期的服饰风俗，主要有以下特点：

　　第一是等级森严。

　　隋唐服制基本是华夏衣冠、魏晋旧制的损益，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度。如唐代服饰主要通过服色衣、革带和所佩的鱼符来区别尊卑，礼制规定：服色，皇帝的服色为赭黄，饰龙文，文武官员三品以上紫色、四品深绯色、五品浅绯色、六品深绿色、七品浅绿色、八品深青色、九品浅青色;革带，三品金玉带，四品、五品皆金带，六品、七品皆银带，八品、九品皆玉石带，流外官或庶人铜铁带;鱼符，三品以上佩金鱼，四品佩银鱼，五品佩铜鱼;参见《旧唐书·舆服志》、《新唐书·车服志》。如此等等。至于一般平民，隋时规定庶人服白，屠商服皂;唐武德四年(620xx年)规定庶民服黄。森严的服饰等级使“白衣”、“青袍”、“紫袍”等分别成了平民百姓、低级官员和贵族官僚等的代名词。

　　第二是汉胡融汇。

　　宋人沈括《梦溪笔谈·故事》曰：“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其实，服装的华胡融汇，隋唐才达高峰。在服装款式上，汉族原有的交领、右衽的宽衣式样，此时已被折领或园领、窄身、小袖的筒身胡服所取代;女着男装成为唐代妇女之时尚，而这种时尚正来自胡人的马上生活方式;流行于中唐以后的“时世装”、“回鹘装”，正是从吐蕃、回鹘等“胡”地传入的。此外，胡帽、蛮靴等的流行，无不体现了汉胡融汇这一时代特点。

　　第三是花式丰繁。

　　就服装而言，因隋唐时期纺织手工业空前发达，据《唐六典》记载，当时的纺织物已有布、绢、纱、绫、绮、锦、花色十分繁复;同时，服装款式“不依格令，绮罗锦绣，随所好尚”《旧唐书·舆服志》。样式众多，如女裙，就有长裙、仙裙、绸裙、纱裙、罗裙、金泥蔟蝶裙、百鸟毛裙、石榴裙等几十种款式。至于女子发式，更是花样翻新，有祥云髻、百合髻、交心髻、倭堕髻、乌蛮髻、堕马髻、扫闹髻等近百种花样，体现出花式丰繁的特点。

　　第四是崇尚时髦。

　　隋唐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再加商业发达，文化交流频繁，社会风气开放，服装的审美功能逐步凸现，这就促成了唐代服饰风俗标新立异、追求时髦特点的形成。女着男装、坦胸露腹、高髻巍巍，以及宽袖衫袍等的流行，皆是崇尚时髦的社会心理所致。由于社会上时尚服装不断更新换代，以至长年生活于宫中的宫女，都不知外界流行的服式。白居易《上阳白发人》诗曰：“小头鞋履窄衣裳，青黛点眉眉细长。外人不见见应笑，天宝末年时世妆”。

　　此外，隋唐服饰风俗尚有南北有别、贫富殊异等特点，这是风俗文化的地域性、阶层性特点在唐代服饰风俗中的体现，也是不同时代服饰风俗所共有的特点，这里就不一一阐述了。

　　隋唐风俗文化

　　1.开放

　　隋唐处于封建社会上升、繁荣时期，又属“开放型”的社会;其开放的特点不仅表现在政治制度、民族政策、外交关系等方面，而且也反映在民间礼仪和风俗习惯上。

　　最能体现这种开放特点的莫过于此期的婚嫁习俗。隋始已有诏令禁止女子不再嫁。《隋书·高祖本记》有诏曰：“九品以上妻，五品以上妾，夫亡不得改嫁。”这诏令尽管只是针对统治阶级而言的，但在强大的自由开放社会风气的冲击下，很快变成了一纸空文。《隋书·李谔传》曰：“谔见礼教凋弊，公卿薨亡，其受妾侍婢子孙辄嫁卖之。”隋炀帝的妹妹兰陵公主仍是“初嫁王奉孝，后来嫁柳述。”这种限制再嫁的诏令，不但未能“治国”，连“齐家”都未能达到。到了唐代，上层妇女更是不以再嫁为耻，据《唐书·公主列传》的记录，当时再嫁的公主有28人，其中嫁过二次的占25人，嫁过三次的也有3人。统治阶级如此，民间的百姓亦然。

　　隋唐社会的开放特征，还表现在它所具有的能积极吸纳外来风俗的包容性方面。唐王朝与数百个国家和地区有着政治上的交往和经济文化的交流，这使唐都长安成为当时世界上的大都会、世界文化交流的中心。在这种背景下，周边不少民族归附唐廷并迁居内地，西方不少国家的商人、学者慕名涌入大唐，有的甚至长期定居下来。他们的风俗习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唐王朝的社会生活，丰富了隋唐风俗文化的内容，使固有的本土风俗得到进一步充实、完备，而更加大放异彩。

　　2.奢靡

　　张亮采在《中国风俗史》中，把汉魏、隋唐五代，均列入浮靡时代，认为民风之奢之浮之靡在我国历史上莫过于这个时代，而隋唐尤甚。他列举唐人食品、服饰之华美，名目之繁多，说明当时社会风气之腐败。其实，隋唐风俗的奢靡还有多方面的表现。譬如“隋唐婚娶之习，大约务奢侈”，“至于丧葬，唐人尤奢侈不堪，仪仗之盛，前世所无也。

　　隋唐尤其是中唐以后的风俗奢靡特征，多集中表现在奢侈性消费这一点上。中唐以后，占统治地位的地主阶级的创业精神进一步衰退了，代之而起的是唯财是取，以呈己欲的生活追求。史载“时风侈靡，居要位者尤纳贿赂，遂成风俗”《旧唐书·宋申锡传》。便是这一态势的反映。侈靡之风不仅在宫廷和大臣第宅里鼓荡，还通过地主阶级扩散到其他阶级和阶层中去，甚至连那些为政清廉、崇尚名节的官僚士大夫也不免受其染习，如杜佑、白居易、李德裕等人，亦竞相以“广陈妓乐”，购置“竹木池馆”，追求“树石幽奇”为乐。

　　3.胡化

　　隋唐两代是继承北朝的政权，李家更是胡化的汉人。李唐皇室是有唐近三百年政治统治的核心。这一核心本身就是胡汉混血的产物。从李渊之父李日丙开始，连续三代与鲜卑族人结婚，故唐初几个皇帝均是混血儿。即李日丙与独孤氏生商祖李渊，李渊与窦氏生太宗李世民，太宗与长孙氏生高宗李治。从生理遗传角度分析，每通婚一次，双方所生后代的血统就混杂一次，上层如是，下层亦然。

　　这种朝野上下的胡汉混血，使得唐朝的基本文化虽然仍是华夏衣冠文化，但风俗习尚，生活方面不免杂有胡风。“这种胡化大率为西域风之好尚：服饰、饮食、宫室、乐舞、绘画、竞事纷泊;其极社会各方面，隐约皆有所化，好之者盖不仅帝王及一二贵戚达官已也。

　　4.务实

　　隋唐文化之所以光辉灿烂，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弥漫全社会的务实精神。隋唐不论是对前代传统文化的继承，还是对外来文化的吸收，都是立足于自身主体文化的需要，具有很强的实用性。譬如唐朝对外国文化的借鉴，引入多是乐舞、宗教、医学、天文历法、算术、珍宝器皿、饮食、建筑雕刻等内容，具有选择式、互补式的特点，总体上与自身学术文化发展的轻重比例相协调。而北方少数民族原始、野蛮、古朴、实实在在的文化精神的渗入，也为当时的文人志士摈弃魏晋时期的玄想、清谈之风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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