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万历十五年》有感
读完某一作品后，你心中有什么感想呢？记录下来很重要哦，一起来写一篇读后感吧。那么我们该怎么去写读后感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读《万历十五年》有感，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读《万历十五年》有感1
还没看这本书之前，我对万历皇帝的印象就是明朝的荒唐皇帝，三十年不出宫门、不理朝政、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可看了这本书之后，我才知道万历皇帝并不是我想象中的那样。由于嘉靖皇帝的荒唐事，万历皇帝的母亲和首辅张居正在他小时候用儒家的道理来教导他，要求十分严格。例如万历皇帝很喜欢写大字，而且年幼时就能写很好。可正是由于这样，首辅张居正并没有表扬他，反而剥夺了他写大字的时间，认为是浪费时间，改学四书五经。在我看来，一个孩子能把大字写得很好，是值得称赞的。可万历皇帝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表扬，反而被剥夺了写大字的爱好。可以说万历皇帝的童年是很艰苦的，没有一点乐趣可言。欲带皇冠，必承其重。也许在大多数人眼里，这是身为人君所应该承担的责任，但万历皇帝也是一个人，他也有作为一个人的需求，他也渴望玩耍、表扬。万历皇帝执政后期的荒唐与童年长期的压抑也有一定的关系。因此，现代教育比较注重鼓励孩子，关注孩子的身心发展。
而万历皇帝登基后，在位初十年，内阁首辅张居正主持政务，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社会经济有很大的发展，人民生活也有所提高。亲政后，励精图治、生活节俭，有勤勉明君之风范，开创了“万历中兴”局面。期间主持了著名的“万历三大征”，巩固了汉家疆土。这些都是万历皇帝的功绩，但现在我们大多数人印象中的万历皇帝都只是一个荒唐皇帝而已。因为万历皇帝执政后期，常常沉迷酒色，荒于政事，致使大明王朝逐渐走向衰亡。而为什么万历皇帝会突然变得如此荒唐呢？这又不得不提他的.太傅张居正了。张居正生前的名声很好，万历皇帝也很信任他。由于改革，张居正得罪了很多人，在他死后，他的政敌开始攻击他。起初，万历皇帝还是很信任自己的老师，维护张居正。但张居正本人在改革期间，由于过于自信和心急，有些手段不太光明磊落，并不符合他臣子的身份。而且张居正并不是清廉的人，他经常收受手下的“孝敬”。也许在张居正看来，自己位高权重，一心一意辅助皇帝，底下官员的“孝敬”是应当的，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
在张居正逝世后，他的这些过错就被他的政敌利用。当他的这些行为被曝光后，万历皇帝觉得自己被骗了，在他心中太傅是忠诚的、清廉的，可事实却狠狠打了他一记耳光。这与他一直受到的儒家教育并不一样。至此，万历皇帝终于了解到儒家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的本质了。万历皇帝的信仰崩塌了，他不知道到底什么才是正确的，所以万历皇帝后期变得如此荒唐并不是没有原因的。（赵婉羽）
读《万历十五年》有感2
前些日子笔者认真拜读了黄仁宇先生所著的《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在刚看到书名的时候，自然而然我把《万历十五年》当作一本常规的历史书来读。但其实，真正读过了之后猛然发现这本书不只是一本历史书，更不仅仅只有这一种读法。
纵览本书，在万历十五年，这个春寒料峭的1587年里发生的林林总总，一切看似平淡无奇，却已为大明王朝的衰颓埋下了伏线。怠政罢工的万历皇帝、厉行却悲剧收场的张居正、尽心帷幄的首辅申时行、孤独的将领戚继光、清高矛盾的哲人李贽……某一年，某一人，这种切入笔法细微得很，但牵动全文的是一条张驰自如的线：牵出这高拱、郑贵妃、邹元标，牵出耕织伍旅、财贷制度、民德风俗，牵出官场的阴与阳，皇尊的欲和权。合上书后我鲜明地感受到这里边里承外合、互文相应的妙处。
此外，这本书最让我意外和印象深刻的有两点。第一是没想到历史书竟然可以这样写，作者取一个特定的年份，然后串起所有的事情，用一个人传记式的描述，串联展现一幅宏大的历史画卷。其次，在大家的思维中，总觉得王朝中皇帝最大，皇帝说了算；在任何一个组织中，第一把手说了算。但是这本书却告诉你了另外一种规则：一个组织一旦形成，同时也会形成一种独有的.惯性。这种惯性力量很大，个人有时根本不能抗拒，甚至皇帝都不例外。因此，从一个组织的惯性就可以窥探一个组织的生死存亡。
所以说，这本书不是一个书斋学者所写出来的作品，而是融入了作者本人奇特经历和深刻感受的作品。在这样的作品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东西，心理学上的，政治学上，组织学上的，管理学上的，很多现象和道理都可以触类旁通。而这正是本书带给我们不一样的理解和体会。
我想，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读法，每一个人都能读出属于自己的《万历十五年》。
读《万历十五年》有感3
只能说粗略看了看这本书，并且发表了一些浅显略显幼稚的言论。
这不是正史，作者在写本书时带上了很多自己的'观点，但有时候可以帮助我解读一下人物。
其实我对万历没有太大的情绪，我总觉得他也是小孩子气，想以一己之力动天下，后来发现哪怕是皇帝也是很难做到的。在看清楚自己的无能无力和渺小之后，他选择了放弃，他并不属于越战越勇的人。按理来说，张居正教出来的学生并不会太差，我就想说到底是被压抑了多少怨恨，才能在张死后由着百官一起清算他。
所以我想，所谓“严师出高徒”，有时候也并不一定是准确的吧。唉。不想多说什么啦，身为上帝视角，只能说身在这个时代的人，身不由己，尽力做点为国为民的事也不容易，可悲，可叹。蚍蜉怎能撼大树？
读《万历十五年》有感4
读到《万历十五年》中《海瑞——古怪的模范官值》这一章，从标题可以看出，作者对海端怀有散意，但却不大赞同他的作为。海瑞作为这样一个模范官僚，与当时的体制格格不入。
无疑，海瑞的道德责任感极高，严格按照四书五经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言行。但他处事古板，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对于有待斟酌的案件，海稀的判断标准是，“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守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属刁顽。”用这样的精神来判案，显得草率而荒唐。海瑞一生清贫，敢于直言上谏，大胆对抗上级。他曾向嘉靖皇帝上奏，指责他是一个虚荣，残忍，自私而多疑愚蠢的君主。这种疏奏简直是史无前例的，但海瑞取做，并且做了，并赢得了百姓的称赞，成为清正廉明的代表。
海端的官场仕途几经沉浮，由于他行事耿直刻板，任职一方便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全然不顾地方势力与个人生死，最终因触及大批人的利益卷入纷争，他孤军奋战，终是寡不敌众。在君子的世界里，出任做官是为国家尽忠，为百姓办事，以这个标准来看，海瑞的力量之源。人类开始住在树上，想到地面生活更好，就到了地面。先是打猎为生，后觉得植物也不错，于是开始了种植。当然，这其中固然有很多冲突和矛盾，比如在有的人想从树上跑下来的.时候，其他的强烈反对，“野兽来了怎么办？”“在地上怎么睡啊？……，这些反对和赞成冲突融合，推动了人类的进步。
最初的人类公社，是人类最团结的时刻，因为那时人常常挨饿，用马斯洛的理论来说，就是人的需求还处于最低层——生理需求。
读《万历十五年》有感5
王国己，男，1971年出生于甘肃省民勤县。现任教于一省级示范高中。
读书，正在为一家杂志英译论语供连载。有多篇教学论文发表。
“当年，在我国的朝廷上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这一段可谓是为《万历十五年》整本书定下了基调。后面的内容恰是围绕它逐次展开，让我们看到明朝历史错综复杂的局面，那种表面上平静而其实暗流涌动，一股无形的力量推动者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然而并非是帝国的发展和强盛，而是走向式微和衰败。此书在以后的叙述中则让人深刻地感受到历史并非总是在辩证中展开，也不是黑格尔所谓绝对理念的最终胜利。
正如作者所言，这本书对“中国以道德替代法律”“已经批评得很透彻”。皇帝，无非是象征，是抽象的道德和智慧的代表。而所谓德行大部分就体现于各种礼仪之中。“一登皇位，他的全部言行都要符合道德规范”“任何个性的表露都有可能被指责为逾越道德规范”。所谓“有德者居之。”正是圣贤的训诫。皇帝即是以自己的德性为国家做出贡献。然而道德规范的解释却属于文官。从此书的叙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九五之尊的皇帝实在是在臣僚们以道德的名义为要挟而牢牢地被控制在文官集团之下。然而“四书”中的原则，在有些人无非是具文，拿来做职业上的口头禅。从皇帝亲手安排皇太后入殓时的一切细节，却又以偶患湿毒、敷药未愈、行走不便作为理由，免除自己应该在众目睽睽之下参加的繁文缛节就可以看出文官制度对皇帝本人的要挟与节制已经超出了皇帝本人所能接受的程度。这正是文与质的矛盾。在此种较量中，万历皇帝遭受了越来越多的挫败感，最后以“罢工”作为对抗的武器，帝国的衰亡也就是迟早的事了。
从前边的叙述可以看出，伦理道德无非是拿来作为维护帝国统治的工具而已。这正是儒家伦理道德的'虚伪性，对此，邓晓芒写有一篇长文《从康德的道德哲学看儒家的“乡愿”》对此加以了批判，令人信服。
“表面看来皇帝具有传统赋予的权威，他想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而其实皇帝是在臣僚们以道德的名义为要挟下按照文官集团所确定的规范来行动。任何超越和违背此种规范的行为将被加以“昏庸无道”之罪名，万历皇帝就曾受到臣下如此的指斥。原来，“百官之所以绝对服从皇帝，即使不是有条件的，但也决不是无目的的。君主专制本来与文官制度是相辅相成的。”皇帝越过这个界限行事的不是没有譬如万历的叔祖正德皇帝就曾经“毫不费力地作弄了他的臣僚”正德皇帝有“超人的胆量、充分的好奇心、丰富的。”他曾亲自训练老虎，差点就此死于非命;亲自操练兵马;率军作战，得胜回朝;自己给自己加封“威武大将军”称号……诸如此类自然引起了文臣们的惶惑以至愤慨，而其中真正的原因就在于“皇帝挖空了他们苦心构筑的政治体系”。万历皇帝“缺乏他叔祖的勇气、积极性和寻找快乐的情趣”，那就只能当“紫禁城中的一名囚徒”，那就是参加代表着道德的各种礼仪。苦闷之余，只有“用一些更为无聊的消磨时光”。一个喜欢活动的人物具备着充沛的精力，但又无法用之于作出积极的创造。”自此埋下历史悲剧的祸根。
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乃人性、社会责任、道德伦常、体系的文化语法规定等等交织而成。其间的复杂很难用一个维度讲得清楚。而且只有拉伸前后的历史岁月，方能看清楚一部分的历史走向。这也正是黄仁宇提出大历史观的一个原因。
读《万历十五年》有感6
近期，在同事的推荐下，我阅读了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受益颇深。
此书内容丰富，涉及明代政治、经济、社会多个方面，作者从万历十五年这一年的几个事件作为中心点展开叙述，从国家政治制度、决策方式、知识分子等，层层加以剖析，将他们置身于整个历史发展进程中进行评述，冷静客观地探讨他们的功过是非，指出种种做法对将来的中国社会造成的影响。作者看似随意着笔，实际上分析了晚明种种问题的症结，即以道德代替法制，整个国家发展的问题得不到解决，明清的衰落也成为历史的必然。
《万历十五年》英文版原名直译为《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黄仁宇这样概述“无关紧要”:“1587,是为万历十五年,次岁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这一结论,作者是通过一系列事件解读出来的：皇帝的怠政、张居正的独断、申时行的中庸、海瑞的固执、李贽的无奈、戚继光的自强，这些人或身败或名裂或郁郁而终,无不作为牺牲品遭殃受害。透过一个个人物的命运,作者梳理的是大明王朝的体制和政治状况。事实上，黄仁宇的笔触并未局限于1587年,而是纵览了整个明朝，乃至可以透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王朝的政治与经济体制,追寻其衰落的必然原因。
《万历十五年》的章节安排几乎都以人物命名，万历皇帝属于最高统治者,而张居正、申时行是志在改进文官系统的皇帝顾问,海瑞是倡导复兴传统道德的地方官,戚继光是志在强军的武官代表,李贽则是一个思想的“离经叛道”者。
显然,人物的选择具有典型性，把人物与制度的故事放大来看,就出现了如下图景:万历皇帝独处权威的顶峰,但更大意义上却是皇帝制度的一种象征,受着道德治理规则的种种约束——祖宗成法、道德礼仪及文官系统的运作机理,这些约束不仅使他丧失了发挥个性创造力的机会,也剥夺了他作为一个常人的权利，所谓“专制、无能、贪婪”也可视为万历在自我意志屡屡受挫之后的“消极怠工”。张居正和申时行官居首辅,张居正10年新政,最终只能在文官们的道德责骂声中草草收场。由此可见,人物的悲剧实际上是一种与制度互动过程中无所作为的悲哀,无论是万历皇帝,还是张居正、申时行、海瑞与戚继光都不能以自己的.行动分别使皇帝制度、文官制度(包括经济和法律制度)及军事制度得到改观。
我们渐渐了解了作者的历史观,从小处看，1587确实是平凡的一年,然而从这小处看开去,我们将视线扩大到前后几百年,无论政治家张居正还是申时行,军事家戚继光还是思想家李贽,不管他们做出怎样的努力,明朝的衰落已经无可避免,而究其原因,则是明朝开国以来的各种制度和举措造成的,是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造成了整个中国近代以来的落后。这种状态从黄仁宇对张居正新政的评价中可见一斑:在下层行政单位间许多实际问题尚未解决以前,行政效率的增进,只会造成文官系统内部利益的纠纷,但这些实际问题不能引起技术的改进而只会被升级为道德问题加以解决,即用大而无当的抽象道德原则来掩盖问题和恢复平衡的状态。概言之，人物和制度的悲剧都源于一种“无法突破僵局”的悲哀。
在作者看来道德绝非万能，我们需要技术与法律这种方式来解决一些不需要道德出面解决的问题，道德的目的应是远大的，它是作为一个指引而非硬性的规定。如果将道德作为一种硬性的规定，则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缺乏变化与活力丧失发展的机遇，二是对道德的挑战，这不仅不能使政策一以贯彻和实现，也会给社会造成动荡与不安。黄先生以史为鉴，警示今人，这也是他站在全球的角度以宏观的视角来审视历史，也正如富路特先生在英文版中的序言所言：“历史学家检讨过去的错误，以作为将来的警戒但同时也要忠告读者，保全有价值的事物。”
《万历十五年》像一扇窗子,打开了我们的视野,他教给我们看待历史的一种方法。黄仁宇先生在谈到自己写作的《万历十五年》时曾说:“不仅可把历史看作一个链条,也可把它当作一个鸡蛋来剖开。”透过1587年这个历史横断面,我们不仅看清它的细节,更可以把握历史的主脉；不仅可以了解它的外观,更可发现它的深层结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黄仁宇倡导的“大历史观”的端睨。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读《万历十五年》，或许能启发我们换一个视角看问题，观察世界，回顾历史，透视人物，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这样，或许会有许多真切的感受，或许有许多独到的发现。
当前我们身处中华民族的巨大转型时期,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会越来越强大,这是我们每个人有目共睹的,也是非常值得我们骄傲的事情。我们要坚持不懈地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不断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只有牢固树立和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树立为追求在经济繁荣、政治民主、精神文明、社会和谐等各方面的共同理想，才能切实履行好自己的岗位职责，才能在自己平凡的岗位实践中积极为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奉献智慧和才华。
读《万历十五年》有感7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句话出自唐朝的唐太宗 ，这番感慨，是在他的得力助手魏征去世后所发出的感慨。它的影响度，被世人所认可，作为处事的准则。
当我读到《万历十五年》这本书时，书中的大历史观在我看来，和这句话有不谋而合的嫌疑。黄仁宇在书中提到，透过这公元1587年，我们可把眼光拉远，不拘泥于当下明朝，看之后的清朝和民国。它们的发展，实际上可以从万历十五年找到许多的相似之处。这些问题，表面上看上去形式各不相同，但本质是相同的。那么，结果也是高度重合。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国家，用道德去治理一切，从皇帝到老百姓。皇帝的权力来自天，无人敢去触碰它，稍有不妥大发雷霆必是引火上身。即使有人造次浮做，最终还是抵不过儒家的道德感化。自相冲突的哲学家李贽自以为他“革故鼎新”，脱离孔孟的魔爪。他却没感受到他的矛盾是在儒家和自己的思想中进退维谷。高中时候，自己学历史，看到这个人物的时候，觉得他挺有胆量，是封建王朝的“一枝独秀”。本书的详实记录，对我来说是一种拯救吧。
万历十五年，文官集团的耀武扬威达到顶峰，使得军事发展日渐式微，其实也是对后事的写照。当年，要不是有个戚继光，明朝得提早灭亡。戚继光，民族英雄，孤独的`将领。此人亦是亦正亦邪，书中虽有提到他阴的一面，但更多的是褒奖。我对他的感情是，在艰苦环境中野蛮生长的人，我值得敬佩。封建王朝的基本运转，实际上不需要万历的把控。身心疲惫的他，志不达，才华不得施展。小心思被文官们看的一清二楚，给他分析利弊头头是道，最终目的当然是组织万历做出有为道德的事。慢慢的，他腐朽了，退却了一切，安心玩他之爱。我可以看到，这种恶性循环，持续很久。
书中最厉害和最悲惨的人都是张居正了。矛盾体的他，在成就自己的雄心后，被抄了全家。这样的人物这样的戏在封建时上演了无数次。那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始终没有空缺，伴君如伴虎的道理，只有将死之人才会真正懂得。人在功成名就时，就应该把自己的姿态放低，回归大自然，去寻找自己的内心。被外在的物质迷惑了，往往会失去了自己。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毫无所知，走到生命尽头才发现知道了太多，不如一无所知。
这是自己第一次读历史书，历史给人的感觉总是厚重的，使人在它面前显得很弱小。我以前总把历史想的很简单，就是一个皇帝统领天下，还有历史老师讲的那些精华。如此读来，这本书可以算是转变了自己看待历史的态度。历史当中的复杂性，每个王朝的兴替，当中的故事，只有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知道明白。从我们后人的角度出发，感慨万千，当然还有那些被人说烂的道理。我们读历史窥见的是那些个人，在那样的环境下怎样做人处事，怎样去和大环境斗智斗勇。若是真的读懂了，那么历史事也不在话下。
读《万历十五年》有感8
生活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
生活不只有诗和远方，还有眼前的苟且。
两个极为相似的句子，没什么波澜壮阔，也没什么引人深思的道理，但是却传播极广。因为这两个相似的简单句子，精准到可悲地描述了绝大多数人的生存状态。这个绝大多数当然不只是包括我们，就算是远在明朝万历年间，乃至于更遥远年代的古人们，也依旧跳不出这个大多数。他们穷其一生所做的，可能就是在自己的诗和远方以及眼前的苟且中，寻找一个可能从来都不存在的平衡点，以此慰藉自己，从而能在明朝混乱的官场中求得一席之地，而又不必被自己的良心所谴责。
万历年间的首辅申时行可以说是明朝多数官员的典型之一，这位在当时位极人臣权同宰相的大官，历经了各种风雨，从内阁的末尾爬到首辅的位置，期间艰辛不必赘述。按理来说，一个曾经高中状元的内阁首辅，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的存在，总该是个很威风的人，但是这位首辅跟他的前任，前前任，前前前任比起来，真是一点都不威风。而因为提拔他的前任首辅张居正在当时的名声已经臭了，因此这位首辅岂止是不威风，甚至是有点卑微。
申时行的历史风评不太好，他在位期间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和稀泥，而这也构成了大多数人对他的看法，大家不认为这位首辅有什么值得称赞的功绩，以至于很多人都对这位状元持轻蔑的态度。但事实上，一位状元怎么可能没有一点能力？申时行虽然看上去没什么政绩，但事实上，对于当时的官场，他看得很透彻。至少这位任期达八年半之久的内阁首辅，对于当时多数官员的心理状态是了如指掌的。
申时行并非是一开始就是个和稀泥的和事佬，曾几何时，他也怀有打造一个“万历之治”的理想，但是受到皇帝无心礼教，满朝上下都只顾着打着道德理想的名号满足一己私欲的打击后，他的追求终于变成了最低限度的“不肖者犹知忌惮，而贤者有所依归”。对于如何达到这个最低标准，申时行提出了一个理论，也即是官员的“阴阳”，“阳”指的是官员的理想，而“阴”则代指官员的私欲，放在现在，也就与诗和远方以及眼前的苟且有些异曲同工之妙。他指出“阴阳”同时存在，而不论通过任何手段都不可能消灭其中的任何一方。对官员们的本质做了如此简洁而形象的描述，不能不说他对官员们的心理有很深的了解。他通过这个学说得出了一个结论，达到这个最低限度标准的手段，就是调和阴阳。表现出来，就成了“和稀泥”。
申时行的这种发现放在当时可真是一顶一的前卫，他敢于把这种东西说出来实在不失为一种勇气。他对官员的了解之深，无愧于他首辅的名号。应该说他其实发现了自己应该使用的方法，但最后，他的行为却变成了和稀泥，几近是单纯地去满足所有官员的私欲，或是将这种私欲引导向其他的地方。专注于“阴”而不能很好地发展“阳”，专注于眼前的苟且而最终忽略了诗和远方。使得他的行为只能是将隐患埋藏起来，留待他被迫卸任之后一并爆发，表面看起来他的任期风平浪静，但在水面下潜藏的暗流却在一天天地积蓄力量，等待着有一天闹个天翻地覆。
申时行自己并不自知，确实，当时看上去他很好地调和了阴阳，在远方和眼前之间找到了所有人都喜欢的一个完美的平衡，他好像达到了自己的目标，也就能躺在自己的“远方”自我陶醉。可我们后人再看历史，细细思索，他的卸任，如何不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呢？
申时行的例子，其实可以套用在当时的很多官员身上，他们往往以为自己将事情处理得天衣无缝，认为自己站在大义的一边，站在仁义道德的一边，享受着到达“远方”所带来的愉悦。他们没有想过，“远方”真的是那么容易到达的吗？“远方”真的是可以到达的吗？可惜，申时行本来已经站在了突破这个温柔乡的门槛边上。
申时行代表着蒙蔽自己的大多数。虽然连首辅都沉浸在看似是“远方”的“眼前”之中，但当时的明朝官场或许并不是没有人做到在“远方”和“眼前”之间找到一个最恰当合适的关系。
这个人是个十分出名的`民族英雄，那就是蓟州总兵戚继光。
对戚继光的记载其实是毁誉参半的，虽然现在很多人会把戚继光描写成一个完人，但其实仅论操行，岂止远比不上海瑞这样的清官，就算是一般的普通官员（明朝官俸微薄到养不起家，官员弄一点化外收入养家糊口无可厚非）他也比不上。为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求得生存，戚继光会给那时的首辅张居正送礼，礼物应该是很贵重，就算是平时生活比较奢华的张居正也不好意思收太多，象征性地拿一点，然后剩下的还给戚继光，由此恐怕能够很轻易地想象出礼物的贵重程度。稍微了解明朝的人都应该知道，明朝的俸禄低得令人发指，那么如此贵重的礼物从哪里来的，似乎就无需多言了。
戚继光贪了这么多，我们后世还依然把他看做民族英雄不是没有原因的，其一当然是因为他南灭倭寇，北御鞑靼，战功彪炳，其二则是他虽然贪墨，但在当时的环境下贪墨的其中一部分实属必要，使他的过错显得小了一点。戚继光在成为总兵的过程中，张居正可谓是如日中天，国家大事虽然有张居正处理，但是在很多地方依然是乌烟瘴气。例如张居正并不反对送礼，其他的官员都送礼，就你戚继光不送，难道是不想要乌纱帽了吗？还是嫌弃自己官阶太高想要低一点？当时的中国，将才很少，几个总兵中能顶用的很少，这时为了保证自己的才能得到发挥，倭寇和鞑靼不会威胁到民众，那么送一些礼物来保证才能充足的发挥空间就情有可原了。而事实上，有了张居正的支持，戚继光确实更好的保卫了边关，而同时又没有利用张居正的信任而谋更多的私利，由此可见，戚继光即使存有一些合理的私欲，其理想是一直不变的，那就是保护民众的安全。这个才是申时行所推崇的阴阳调和，保存部分无伤大雅的私欲的同时，行正义之事。
在当时紧急的军事环境下，内部的一些诸如贪墨之类的事情便显得小了，实在是火烧眉毛。当然，戚继光本人确实可能存有贪墨之心，在这里也并没有为贪墨这一行为辩护，但是史书记载他不事私蓄，那么真实目的到底如何，因为史书中很多自相矛盾的言语，也就显得不甚清楚，因此在本文中不做讨论。
假如我以上的论断还是正确的，戚继光贪污的缘由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话，那么这种错误的行为就还可以原谅。而这就显示出一个在当时环境中的平衡点，也是戚继光可能相信的理论：眼前不得不行的苟且，都是为了远方的诗和光明。在迫不得已之时，为了达到真正的“远方”，在不违背原则的前提之下，便应该妥协于眼前的苟且，但与此同时，自己的眼睛应该一直看着那个可望不可即的远方，并且保证自己所做的一切妥协都有其意义，同时危害最小。
朱熹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实在太远了。人既然生存在天和地之间，自然不可能事事尽善尽美。与其让一个时代出一两个存天理灭人欲的圣人，剩下的全是市井小民，不如每个人都能达到一个更加简单的标准，让每个人都保留自己的一点私欲，而大体上行正义之事。我们普罗大众，虽然要向着“远方”不懈前进，但也不该对眼前的苟且过分苛责，以至于被自己加诸的苦难折磨，从而只知道抱怨眼前，失去向“远方”前进的动力。
假设能够做到存私欲行义事，可能就达到孔子所谓的“仁”了吧。
读《万历十五年》有感9
1587年，在近三百年的大明历史中，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只是历史长河流淌的一瞬，它没有1368年开国的波澜壮阔，也没有1644年国破的哀伤，这一年，万历发现他不管怎样都难斗过手下的文官集团，他开始消极怠工了；这一年，是张居正去世后的第五个年头；这一年一代名将戚继光走了，随后不久一个奇人海瑞也跟他去了，对于一个王朝来说，死几个人是极其平常的，然而这个普通的一年却是整个大明王朝走向死亡的转折点。明朝在我整个历史上是极其重视考试的一个王朝，考取功名是万千学子为其奋斗一生的路，文治在这个朝代发展到了极盛，而这个极盛的点，又让万历碰到了，经历了近二百年的发展，从嘉靖后期，经过了徐介，高拱，张居正的历位首辅不懈努力，在皇权与文官的拔河比赛中，皇帝终于发现，他已经再也没有取胜的可能了，文官集团成为了这个国家真正的主人。
这一年，世上已经没有了张居正，到这一年，经过对他的反倒清算，他的幕僚已经清算的差不多了，万历从小时候像神一样敬畏这个老师，到认为他是玩弄权力的大奸，对已经去世的他投去了最大的愤恨，然而到这一年，万历终于明白，他满以为那些大臣的对张居正的反倒清算是为了大明的礼仪，大明的前途而努力的，原来所有的礼仪道德全是空的，他们也只是为了权力，没有了张居正对他的限制，这些大臣对他的限制更厉害了，所有的斗争无非是披着道德的外衣而为获得权与力的斗争，于是万历失望了。
这一年，所向披靡，无敌于战场的戚继光去世了，横行战场四十载，打的倭寇闻风丧胆，吓得蒙古骑兵十几年，不敢犯境的战魂消失了，他享有作为军人的最高荣誉，然而这样一位将领却是，孤独的！看到自己的上司俞大猷及下属的不幸结局，他迷茫了，他是一个战争的强者，然而面对着文官集团的统治，他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弱者，武将在文官眼中终究只是一群不懂礼法的匹夫，文官集团希望通过道德的控制使天下太平，如果不能则就是丢脸的事情，那么好战的武将必定不会得到他们的青睐！戚继光费尽心机的找到了张居正这个后台，给张居正送美女以来保安稳，对官员大肆宴请，送礼走动，对于一个武将来说，算是极其悲哀的事情，他只是懂得一个法则，要想实现自己的理想，首先要做的就是保护好自己，只有留着性命，才能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然而，对于海瑞这个奇怪的人，却似乎永远不懂这一点。海瑞是一个精神的领袖，在道德的这块土地上，他无疑站在了制高点，他绝对的洁身自好，绝对的不贪一文，然而这样的一个人却是无用的，这位对于官员来说是“海阎王”，对于百姓来说是“海青天”的人，无论对与谁来说，都会承认他是道德的楷模，在精神的领域无不佩服，他把嘉靖骂的暴跳如雷，他骂满朝文武皆服人也，把自己推向了风口浪尖，他能得到什么呢，毫无疑问的是打击，一再的`打击，不要说在当时的官场他混不下去，就是到一千四百多年的今天官场他任然混不下去，因为它忽略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人性。海瑞是个好人，然而这个好人却没什么用，因为他脱离了物质的承载限度。
人都会有阴阳两面，“阳”的一面就是我们可以到处标榜的礼义廉耻的道德，“阴”的一面就是我们想获得的私利，“阳”与“阴”的关系相辅相成，道德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如果当把道德升的越来越高，物质降的越来越低的时候，那么也就违背了人性，必然构造出一堆道貌岸然的人。大明王朝是一个基本上完全靠道德的约束维持统治的朝代，所有的法制完全要给道德让路，所有评判的标准不是，是不是违法，而是是不是合乎礼仪，当这套制度发展的顶端的结局，必然是造成一滩死水的和气，有人扔个石头，波澜一起，一切也就要开始烟消云散了。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
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
读《万历十五年》有感10
李贽，自相冲突的哲学家，其内心的剧烈矛盾在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这样的矛盾也带给他悲观的心态，甚至在去世前写下了“七十老翁何所求”的诗句，或许这样悲观的心态也是导致他在狱中自杀的原因。
李贽内心自相矛盾的一个体现是在1587年他完成了一切对于家族的义务之后，次年即落发为僧。李贽是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之下长大成人的，因此他一直是儒家的信徒。而儒家思想要求人们五德，即仁义礼智信，因此李贽一直肩负着家族的重任。而人们的家族观念之所以如此之重，是因为一个家族世代务农，单指望着能有一个走上仕途的能够光耀门楣，有这样一个念想，这个家族在几代之前就开始苦心经营，争取创造出一个好的经济条件。还是马克思老爷子看得清楚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之后才能供孩子读书，科考，中榜，做官。
所以我们看到红榜上的一个名字，其背后往往是一个家族几代人的努力，那么你不肩负起家族重任，对得起谁呢？然而做官，就一定有他们想的那么光鲜吗？之前已经提到过多次，本朝的.官员们被限制在严格的道德框架中，可以说是被简朴了。就李贽那点俸禄养家都困难，他还得教书补贴家用，可以说做这个官就只是有一个虚名而已，就这个虚名，也足以使他陷入无数的纠缠中无法自拔。
而李贽，这个哲学家，追求的是独立之人格，又怎会甘愿被世俗纠缠呢？于是，在姚安府任期到达之后，正值官运亨通之际的他毅然退休，在履行完对家族的义务之后，李贽便落发为僧。家族的反对声越大，他的反抗就越激烈。
不过李贽自相矛盾就在于他既然已经遁入空门，却并没有看破红尘。他的妻子去世后，李贽为此颇为神伤，写了很多诗来悼念亡妻，他还告诫别人，家里如果有亲人，千万不要落发为僧。忽然想起在一期《爸爸去哪儿》中，陈小春听到儿子Jasper说“我不要爸爸变老”之后的潸然泪下，梁咏琪当妈妈之后搁下了自己对于极限运动的热爱，我也想起了中兴程序员被裁跳楼后妻子的撕心裂肺。我们每个人都不是一个人，我们的身后有许多人需要我们来遮风挡雨。
所以才会有很多中年人感叹不敢生病，活着如此之累却依然咬牙前行，因为我们从来就不是为自己而活，即使看起来已经山穷水尽，想想家人，为了他们，也请砥砺前行。
读《万历十五年》有感11
《万历十五年》、《中国近代史》是两本历史书，前者讲明朝万历年间历史，后者讲清末历史。
高育良为什么成功?可能就是从这本书里得到了启发，本书着重说了六个历史人物，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但将当时社会存在的问题表露无疑，维护皇权统治的“利器”竟然是道德，是礼，靠的是四书五经。于是催生出只讲道德不_律的文官集团。
其实当时的问题就是制度问题，两万文官抱团取暖，内部又分派系，皇帝很多事情是左右不了的，比如_问题，当时一个二品大臣一个月俸禄只有一百五十两银子，更不要提其他的小官了，所以地方官收取“常例”，京城大官收受地方官贿赂，想要励精图治，大刀阔斧的改革，像_现在一样实行依法治国，使各级官员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更是难上加难。
礼虽然可以规范人们的行为，却也是社会进步的巨大阻碍。正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所以道德亦有阴阳。
海瑞就是很好的`例子，我们都知道，他是个大清官，抄家只有十两银子，但他断案的标准如下，令人不敢苟同。
“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可以想象，以“礼”断案可能得到真正公正吗?百家笔记网文人也有阴阳，张居正在我的印象里本来同他的名字一样，的确张居正有严厉，为国尽忠的阳的一面，但同时他也有任人唯亲，排挤对手，个人生活奢侈，放纵部下贪污的阴的一面。
更可笑的一点是万历皇帝和文官集团关于立储一事的争执，文官坚持立长子，因为长幼有序，万历皇帝一心想立自己心爱的郑妃的儿子为太子，最终还是抵不过数万名文官，也因此在万历十五年开始不理朝政，以老子的“无为而治”为借口，不上早朝。说到底还是社会制度问题。
后来满人入关，建立大清帝国，他们实行的重农抑商的保守统治。所以近代的屈辱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近代史那本书就不再写了，这段历史都比较熟悉。
读《万历十五年》有感12
最近看完了《万历十五年》，明朝万历年间的重臣，张居正、戚继光、申时行、海瑞……无一不以悲剧收场。甚至万历自己，在这种文官集团体制之下，也只能无为而治。由此可以看到一种强大体制惯性所带来的悲哀。他们每个人都各有特点，亮光闪闪，也试图做出改革，但最终失败，大部分人还落得个革职、入狱、自杀的下场。一群文官为了整个集团的平衡，国家的武备、科技的革新、商业的发展都陷于停滞。
黄先生的大历史观是指：以一个时间基点为原点，前后各推一段时间，梳理整个大历史段的重要事件，最终要有“站在隧道外的观感”。具体到万历十五年，即为1587年为基点，以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戚继光、海瑞和李贽等历史关键人物为代表，着重挑选具备后世参考价值和社会历史性的'事件进行阐述。
明清两代为中国封建制度画上了一个句号。政治上，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达到顶峰，从明成祖设立内阁，到清雍正帝设立军机处，明清政治达到专制顶峰。明代的“仁宣之治”、隆庆新政和张居正改革为后世治国者所称道。经济上，从张居正改革的一条鞭法开始，到清代中期的摊丁入亩政策，农业人口激增，农业生态环境显著改善，农耕文明达到极盛。
在江浙一带，则出现了以雇佣关系为代表的资本主义萌芽，制造业、纺织业等成为解决地方人口就业的重要产业。军事上，统一多民族国家背景下的边防矛盾呈现由内向外转移的过程。制度得以完善，中国疆域空前辽阔。
北方诸镇的边防措施万里长城得以修复，火器越来越多的应用于军事领域。募兵制和地方武装在镇压内部起义时发挥了重要作用。文化上，程朱理学高度统一，八股制度一方面选拔出了大量的优秀人才，同时也钳制了知识分子的思想。
下部书准备看看《彩色欧洲史》。
读《万历十五年》有感13
《万历十五年》是一出悲剧。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反抗和挣扎，但迫于环境，他们最终一一失败。失败的不是他们，是明朝，是时代，是万历十五年的所有人。
这场悲剧的核心，在于朱元璋的顶层设计能力太差，没有靠谱的治国框架，又非常的幼稚，最后沦落到以德治国。小时候看古装电视剧总觉得里面的事情都没法理解。
大臣们为啥因为皇帝立谁当皇后、当太子，吵得不可开交，以死相逼？大臣们为啥成天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吵来吵去？为什么倭寇这种东拼西凑的强盗帮，能对明朝造成那么大损害？为什么当官的人一定得四书五经，文章写的好？不应该考察管理能力什么的么？
事有反常必有因，因，就是这个国家的政治框架。在明朝，德是治国方略，德是行政依据，德是文官集团的底盘。德是治国方略。皇帝就必须成为德的最高代表。所以皇帝要不停的出席各种卵用没有，纯粹作为象征意义的活动，以此来强调自己的德。而文官集团会严密的监督他，因为皇帝有德，政权的合法性才能稳定，文官才能高枕无忧，这是文官集团的命根子。
德是行政依据。因为这个国家太大了，由无数个农村组成，国家的行政效率又太低。每件事情如果认真去判断，成本极高，文官集团是吃不消的，不如用规则极其简单的德来判断。所谓大道至简嘛。
德是文官集团的底盘。既然是以德治国，官员的核心能力也就成了德，所以，长袖冠衣，三滤长须，雍容雅正，成了文官的经典形象，至于能力，不重要。整个文官集团，基于表面上的共同信仰，绑定在一起，这就叫底盘。
在这个框架里，最开心的是文官集团，他们也是国家真正的主人。
对上，他们严格要求皇帝。不能有丝毫自身的特点、私信、个性，一定得代表好「德」。对外，他们打压武将集团。因为德既然是最高代表，稳定就成了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出了乱子，本身就是无德的表现，那武将的平乱，又有什么可值得夸耀的？再说，文官要求德行，武馆要求能力，文官自然看不上武官。
对下，他们基于「德」的要求治理老百姓。判案的时候，哥哥和弟弟，就判弟弟错。穷人和富人，就判富人错。丈夫和妻子，就判妻子错。对事实的考量？他们才不在意呢！
对内，他们组成一个个利益集团，相互间争斗的极其厉害。几乎每一次朝堂上的争端，或者任何鸡毛蒜皮的小事，都会被用来党同伐异，维护自身利益。对自己，他们表面标榜道德，背地里极尽私欲。即使比较清廉的官，也觉得搞些灰色收入理所应当。在这个以德治国的框架里，你会发现，一切都解释通了。
大臣们为皇帝立谁当皇后、当太子，吵得不可开交。是因为皇帝违反了立长的道德规则，而违反道德，就会触动统治合法性的根基。大臣们成天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吵来吵去，表面是为了小事，实际是为了铲除异己，冠冕堂皇的理由背后，都是利益。
倭寇这种东拼西凑的强盗帮，能对明朝造成那么大损害。是因为武将被打压的'过于厉害，军事极端不受重视。当官的人一定得四书五经，文章写的好，而不应该考察管理能力。因为以德治国，官员的核心能力，就是德。
在这个诡异、崩坏，江河日下的系统里，很多人在做着自己的反抗。万历和正德发现文官集团表面冠冕堂皇，背地极尽私欲的真相，决定不再合作，一个不上朝，一个成天出去打仗。
张居正想要中兴明朝，整顿税收，大权独揽时尚能推动少量地区执行，却触动了文官集团的利益。所以一死，所有改革全部恢复原样，自己也身败名裂。申时行吸取了张居正的教训，不再强力推动，改成和稀泥，努力在协调各方利益的情况下做好事情，缺只是小修小补，还被文官集团骂道德不够。海瑞选择相信德，过的一贫如洗。但受时代所限，他判案仍然是根据德，而非法律。同时他太扎眼，为整个文官集团所不容。
戚继光非常现实，从小兵用的武器、战术，到治军方略，战略战术，都按照实际情况来。该送礼送礼，该送美女送美女。即使这样，在他的靠山张居正倒台后，他也被迅速罢官。
李贽的悲剧，不在于最后的自杀，而在于他从来没有圆融一体，自身思想前后矛盾。他希望能弥合文官集团的私欲和道德，这几乎不可能。「万历十五年」里的每个人，就这样在激荡和反抗中走完了一声，迎来最终的大失败。以上，是这本书带给我们的框架。这个框架不仅能帮你更加理解明朝。其所揭示的问题，很多在当今依然存在。比如老百姓期盼清官，缺不呼唤法制。一堆人对封禁咪蒙弹冠相庆，缺又对另一些封禁的内容扼腕叹息。德治的弊病，思维的惯性，早已延续了几百年。
而这本书带来的方法论，则是大历史观。历史里的八卦，个人的命运，各种奇闻异事，悬案迷踪，都并不重要。要把眼光拉长到三五百年，看到大的历史脉络。观察不妨细致，格局却要宏观。这句话，是对《万历十五年》最好的注脚。
读《万历十五年》有感14
《万历十五年》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书，作者选取万历十五年作为一个分界线，介绍了神宗万历，首辅张居正，申时行以及清官海瑞，将军戚继光，哲学家李贽等人的经历，挖掘出这些看似风光的人物各自的经历中隐含的的悲剧，从中看出他们所处的大明王朝表面繁荣下的无奈。
关于明朝，说句惭愧的话，如果不是因为这本书是写的万历年间的事情，我对它的理解最多也只是停留在万历是明朝的一个皇帝，明朝有段时间是万历年间而已。至于戚继光，李贽，海瑞，张居正这些人在看这本书之前也只是知道他们都是明朝的`，但不知他们其实是一个时代的人物。更不清楚，其实中国古代对于社会机制的设计已经十分成熟，成熟到，就算皇帝徒有其名，不做任何动作。下面的文官机制也能基本上照常运行，它已经将自身内部的人训练成了它自己的齿轮，不会因为某一个人或者某几个人的不合作就乱了套，哪怕这个制度是封建皇帝制。
万历十五年吸引我的，是能认识到里面几个真实的人。在黄仁宇先生夹叙夹议的文字里，我看到了他们内心的挣扎。印象最深的是万历皇帝，书里虽没有万历心理活动的描写，但作者对一件件事原因的分析，还是把万历个人的形象很完整的呈现出来了，虽贵为天子，但他终其一生都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很多时候，他企图用个人的力量和传统习俗做抗争，但强大的阻力将他推回。
万历在十岁那年登基成为大明帝国的主宰，由于年纪尚小，大部分的决定背后都有张居正的协助。他曾经励志做一个圣明的皇帝，但得知张居正的真实面目之后，他才知道自己被最尊敬的老师蒙骗了这么久，他的世界观受到了强大的冲击，在随后数次与朝廷文官的争斗中，也让他心灰意冷。他发现了自己虽贵为九五之尊，但实质上不过是封建礼教的一面旗帜，是文官集团为了保护其所有权而创造的符号象征。
一个国家的最高权力者尚且如此，这个王朝还能走多远呢？
万历十五年，张居正已死，死后被大清算，家产抄了，儿子革职，所有的荣耀都被剥夺，甚至差点开棺戮尸。一个厉行改革的大官，一度掌握举国的重大决策的大权，却沦落至此，子孙都不得保全，之前有多荣耀多尊贵，现在就有多卑微，多惨淡。
其实张居正所厉行的改革，总的来说，对明朝还是好的，但是他的位高权重和锋芒毕露，威胁到其他文官的利益和升迁，于是反张派必除之而后快，张居正怎么也不会想到，是他亲手为大明帝国走向衰败埋下了伏笔。
读史思今，时至今日，凡有争议之事发生，道德就时常被人提起，而法律却是陌生的，我们很少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道德却成了人们口中的舆论导向和判断是非的标准，由此观之，这和几百年前的万历十五年又有何不同？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却有教化之处。然而，受过教育的人应有独立之思想，能够明辨是非。愿你我能以史为鉴，审视自身和社会，不做随波逐流的跳蚤。
读《万历十五年》有感15
《万历十五年》是对明代衰亡原因的概括，选取的人物分别反映了不同方面衰亡的原因，而这些原因又可以归结到社会制度的某个问题上去，让人明白明代衰亡的表面与内在之间的必然性。
从“表”上看，分为几个方面：
第一，皇帝制度本身是君主专制，而皇帝决策常常有误。并且在与群臣的较量中，群臣占优，皇帝便报复性地消极怠政。一方面皇帝能力有限，另一方面皇权正在被变相地攻击而受限。前朝的集权化导致了万历年的皇帝即便不谋其政也不让大臣出头，结果拖累了社会发展。
第二，官僚政治严重。书中有一句话说“官只担心民众吃不饱，不担心民众吃不好。”官们更关心的是“合法与非法的收入”，地位，名利。私心人皆有之，但放到国家层面，缺乏法律规定，便一发不可收拾起来。这其中重要的一环是张居正。《明朝那些事儿》这样评价他：“最奸的奸臣都被他赶跑了，你说谁最奸。”他对皇帝来说是父亲一样的存在，而张居正本身是官僚阶层的顶点，是剥削阶层的主力。尽管他本人渴望更好地治理国家，重视民生，但他所在的.阵营却因他的力量壮大甚至与他本人、与皇帝对抗。
第三，是岗位待遇问题严重。明代官俸之低众所周知，而正是这一问题导致监察部门对腐败视而不见，从而使人民生活水平与生产力长期低下，转而又威胁到岗位待遇与税收的规范性。
第四是部门管理上的不科学。其严重后果从倭寇攻入内地环南京城抢掠后全身而退可见一斑。曾经发展水平世界第一的明朝被日本这样一个弹丸小国来的流寇恶民如此狂虐，其部门管理确实存在极其严重的漏洞。说到底，还是中央机构、文官集团没有一种有效的制度来管理军事机构，使其能高效运作又不至威胁中央集权。而文官集团在日本人的长刀架到脖子上之前并不想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这些人更在意的是压制武官以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主导社会风气，攫取更多物质利益。因此，若无张居正这样的人力挽狂澜，事情还不知会发展到什么地步。
然而这四个方面，以及其他未提到的方面，在书中被归结到一点上：道德统治社会。以四书五经作为不成文的治国方针，让人的利益、欲望缺乏可见的管制，而使行为与准则渐相背驰，而形成的了“阴”与“阳”。明代是一个充斥着“伪物”的朝代。哲学家李贽也因研究这种现象而名声鹊起，最后却触犯了士绅阶级利益而在当时身败名裂；张居正生前励精图治，死后也被大清算；二辅门生参奏大辅，三辅门人参奏二辅；戚继光因自己用士兵武器战斗而得以留职，他的同僚却因支持技术创新发配边疆，只因技术发展要重新洗牌各个衙门和官职。文官集团曾为这个国家立下了汗马功劳，后来却成为了社会毒瘤。这不是什么人性的悲哀，人为利益来去本无可厚非，说到底还是治国之本出了差错。
由此观之，要整顿的是执法制度和力度、社会生产制度、军队编制，而最重要的还是限制这些“伪物”，着眼人的生活水平，尽可能利用当时的剥削关系促进技术发展，再促进社会革新，这样以来就可能为我们的明朝续上个几十上百年的寿命了，直到工农社会真正的主人再次为自己代言。
可是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万历十五年一去不复返。我们只有在它的教训之上尽全力把未来的事情做到最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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